其因有三，一是彼时战乱，国家非一统，人民生活动荡，急需一种文化信仰安定人心，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和慈悲善行观，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安定人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其亦一直广泛吸收各家所长不断演化。[10] 王博：《论仁内义外》，《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因此，传统的儒学在宋代即产生了大变，早期与道家思想结合，如张载、周敦颐、邵雍等，形成道学。1.缘起 缘起论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其背后是佛法乃至于哲学体系甚至整个世界运行规律之后的深刻的因果律。在今天人类的治理体系中，尽管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社会进步的努力，但是各种不平等甚至远超以往。[26] 韩焕忠:《无尽居士的护法论》,《中国佛学》2015年第2期。二是化外边疆，在清代，其彻底收复了藏蒙地区，而这些区域主要信奉佛教，因此，通过佛教信仰将中原与边疆区域牢固的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乾隆曾言，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其深知安定边疆不止用兵，而是要民心向服。
道家多用以规劝君王不要妄为与民休息，儒家上用以约束君王要仁政爱民，下则约束士大夫尊君为国，保持社会纲常，而佛家则用以安定人心以促其善行。自唐代终，基本奠定了整个汉传经藏体系。因为归根结底，法家是道家治世注重社会本来规则的具象化的产物，所谓法无贵贱，大仁不仁。
当然，从个体信仰而言，二武帝本身未必不信奉佛教，只是国家无力支撑，且大乘佛教讲究不执于相，法尚应舍（《金刚经》），因此，所谓灭佛亦不失大乘本色。而无我不仅对于普通人有所启示，对于政府和各级官员而言，无我意味着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应该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而不是从官员个体的私利出发，渡人就是渡己，成就大我就是成就小我。佛法自东传以来，一方面作为宗教形态在中土传播，形成了以禅、净、律、密、法性、唯识、天台、华严等八大宗派的大乘佛教体系。对于性空论有两种基本的理解，从小乘佛法的理解而言，这个空也不是通常意义而言的没有，而是没有长期稳定的固相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无常。
[18] 朱翔飞：《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周易研究》2002年第1期。大乘佛法承认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一切法皆为佛法，只是因缘不同表现不同。
所谓十二因缘即为，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认为人之所以生和烦恼，在于其对于世间和自我的无明，因无明形成运动，而因运动形成识性，在识性的基础上，形成名色的分别取相，再形成六处的执着（色、声、香、味、触、法），进而触与受形成主观意识，并形成爱憎取舍、乃至于执着于有无、从而形成生老病死之苦。大乘佛教的世界观认为，宇宙不是一种静态的产物，也不是一种单向运动的结果，从诞生通向毁灭。释迦牟尼观察世间万物，发现一个根本的道理，即万物皆在变化之中，如四季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有孕育、形成、发展、毁灭的过程。如二程认为释氏之学,亦极尽乎高深，朱熹讲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实际上是用理替换了禅宗的心。
上层追求其内在之细微的哲学思辨与自由精神，而下层则寄托其信仰。乾隆之后，广大的蒙藏地区共奉清帝为教主，这为国家的统一安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1]。这就要根本性地探寻中华文化与佛法之间内在的联系了。（一）佛法在中土走入世俗 佛教在印度始终是以出家的教派为主的，为此释迦牟尼还制定了严格的律法（如《四分律》列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从而规范僧侣的行为。
[4]而另一方向则是向北传播，这还分为两途，一是直接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与西藏原生的苯教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体系。[7] 曾小五：《中庸之性:基于文本语境的辨析》，《云梦学刊》2019年第4期。
因此，通常认为，能够悟到空性，就得到了大乘佛法的真谛，因此，空性也被等同于佛性、真如、菩提等概念。其认为，世界之形成，亦是缘起的结果，如同十二因缘众生之形成来源于无明一样。
因此，唯识论提出，世间万物万法，皆统一于识。清代对佛法的重视，根源有三，一是教化民众，使得其政权披上一层信仰的光环，形成半教半俗的严密体制。释迦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烦恼如有人中箭，医者核心在于拔除毒箭，而不是反复拷问毒箭哪里来，中箭者哪里人，箭是谁造的等，这样未及拔箭，人已死去。其根源在于自释迦牟尼立教以来，为了确保教派纯正，即立下较为严格的律法，如《四分律》中所立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而对于居士，亦有所谓的五戒、十重戒、四十八轻戒等。而这个识在宇宙万物，则形成了客观世界。而在中土文化中，由于道生万法，天地自然人皆是道的产物，因此，本源相同、生生相息，自然就形成了天地万物统一的观念。
3.中观 由于空性本质上超越了存在与不存在的范畴，那么如何来把握空性或者如何在纷繁的万物中辨识空性呢？这就是大乘佛法中观的方法论。这类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33]，用佛法观点来看，可称为无明之幕或者轮转之幕。
此后，历经龙树、马鸣（公元一、二世纪）、无著、天亲（公元四、五世纪）等学者的不断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缘起性空和中观唯识的大乘思想。（三）佛法不断促进儒家思想的变革 上古儒道同源，用班固的话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汉书·艺文志》），也就是说，本是调理阴阳，教化百姓之官，因此，儒家非教[15]，只是代表知识分子阶层而已。
[2] 程恭让：《释迦牟尼及原始佛教思想的交流性问题》，《五台山研究》,2021年第1期。因此，从帝王将相的社会上层，到普通读书人的知识分子阶层，乃至贩夫走卒的劳动人民阶层，皆开始了对佛法的研究和信仰。
也就是说，只有无我，才能真正无私。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所以，禅宗可谓道家中的庄子一脉，而律宗如同法家。禅宗、密宗等还传入日本，形成日本佛教体系。
彻底的平等观将有助于解决人类心中的等级优越和阶层执着，从而更好的建立一个平坦的世界。唐代国教为道教，因为唐李氏家族奉老子李耳为宗，太祖、太宗亦广兴无为之政，国家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释迦牟尼为王子时，享尽世俗之极乐，却依然不得安心，观世间众生之苦而不得解脱，认为人有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色、受、想、行、识）盛。[30]在此思想下，终明一代，除了嘉靖明显只崇道教以外，其余帝王皆对佛法有所信仰。
朱元璋认为，佛法可以阴翊王度，暗助王纲。[21] 楊曾文：《佛教戒律和唐代的律宗》，《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
在时间长河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恒存在，这就是无常。其在圣义谛上众生万物皆来自于一体的本性、阿赖耶识、如来藏或者法身佛。甚至认为，出家修行是小乘，而在家修行是大乘，是菩萨道，更为殊胜。二是强调打破种姓阶层人人可以修行得道。
最终反过来伤害的是自己。因此，北魏佛教之繁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魏史，北魏末年全国寺庙三万所，僧尼二百余万（《魏书·释老志》。
而对于广泛的其他的知识和困惑，诸如世界是因何形成的，人从哪里来到那里去这样所谓的哲学根本性问题，释迦牟尼不主张回答和解释（并非其不知或者没有解释）。佛法具有思想文化和宗教形态两层属性，抛却宗教形态，在哲学与文化上，佛法本质上是追求个人自由与解脱的无神论，与中华内在的追求自由自然的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一点上，中土文化与大乘佛教又是大体一致的。因此，佛法思想的第一个对于当代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告诉现代社会要止妄，只有止妄，才能止欲，这亦是道家返朴归真的道理，也是儒家修身的道理。